袁兆桐 田家伟
在新课程高考中，历史选修课的备考和试题，已成为广大师生、试题编制者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不论是考试说明还是各省市的高考试题，选修课的内容是变数最大的部分，并引发为制约新课程实施的突出问题。面对引起各方面深感纠结的难题，各省市的考试主管部门已做了种种探索，并实施了各种方案，但却仍有值得完善、商榷之处。结合我们的实践和认识，对选修课的试题命题和教学作以下探讨。
一
在新课程高考中，选修课试题的命制是最令人头疼的。围绕着选修课的考查范围和考查形式，考试中心和各省市的命题主管部门不断进行着调整。从考查范围来看，依据课标的相关规定和各地实际，大多将二至三个选修模块列入考试范围，前几年有的还将六个选修模块全部列入了考试范围。从所占分值来看，选修部分所占分值是10至20分不等。从考查的方式来看，大体分两种类型，由国家考试中心命制的宁夏、海南、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西、新疆，以及自主命题的山东、江苏采用的是“多量给题，限量答题”的模式，试题分为必做、选做两部分，选做的选修模块内容采取长卷形式，并以主观题型呈现，每选修模块独立命题，模块间涉及知识不交叉，限定考生从中选定一题或两题作答；而北京、安徽、广东、浙江、天津，则完全以必做形式呈现，即将所规定的选修模块的相关内容按一定逻辑关系，与必修模块混编，选修部分的题型不局限于主观题，且多以选择题形式呈现。
两种命题模式，权衡利弊，各有短长。就目前我国多数省市实行的“多量给题，限量答题”的模式看，较好地贯彻了课标要求，体现了“选择性原则”，在技术上巧妙解决了多个选修模块的命制难题。但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其弊端还是明显的。首先，选修部分“不交叉”命题的原则，不符合历史学科的特点，割裂了知识间的有机联系，破坏了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不利于综合能力、历史逻辑能力的考查。本来匆匆出台的课标和教材，在学科知识体系构建方面的预设是有明显缺憾的，选修模块的这一命题方式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缺陷，本来各科知识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人为分为必修、选修模块后，则硬性割裂了其内在联系性。如必修一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如果联系、补充上《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中的秦始皇、唐太宗、康熙帝等相关内容，则会更便于学生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实质和特点，但分为必修、选修后，则大大影响了历史知识的整体性，也为相关部分的命题制造了障碍。第二，从技术上来说，由于拓长了试题长度，大大增加了命题量。在“多量给题，限量答题”的要求下，尽管学生只选做其中一题，但须命制三至六道各模块的题，致使试卷长度拓长。虽对学生选择提供了条件，但也对考生的考试心理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制约了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更是给命题者加大了命题负担，有些模块根本无人涉及或涉及者极少，但同样须进行命制，从而使命题者付出了大量无效劳动；由于试卷长度延长，更是在物质上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第三，造成了试题难度上的不均衡。高考试题的公平性和效度，是试题命制的重要原则，尽管考纲一再要求，选修模块试题的难度尽量均衡，但从实践看，这一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有的模块连续选考，学生选考的频率高，命题资源相对减少，其难度势必提高，难度均衡成了一句空话，如山东多数学生选考的选修Ⅰ由于选考率高，其难度一直居高不下，2010年的山东文综试题选修Ⅰ的难度是0.38,选修Ⅱ、Ⅲ的难度则是0.45,这样人为地造成了考试上的不平等。第四，从呈现的题型来看，选修模块完全以主观题形式呈现，因而选择题覆盖面广，客观性强的优势得不到体现，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试题覆盖率；更需要指明的是，在现行的阅卷机制下，主观题的阅卷误差大，质量相对低，从而进一步降低了高考的公平性。
北京、天津、安徽等省市实行必修、选修混编的模式，规避了前一种模式的种种弱势，大大缩短了试卷的长度，减少了命题者的无效劳动，更重要的是较好地体现了历史学科综合性、联系性特点，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考查。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这种选修模块必考的考查方式，与新课标“选择性”的原则是明显相悖的，学生的选择余地大大降低，实际上又回到了课程改革前高考中选修课《中国古代史》考查的老路，是对老高考套路和做法的照搬。
二
在当下的国情下，高考的导向性是非常强的，选修课的开设与高考的导向更是息息相关。目前制约选修课教学的因素很多，既与办学理念相关，又与学校办学条件相联，但更受高考指挥棒的调控，因为“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是不变的铁律，选修课的开设和教学取决于考纲的要求和规范。在现实条件下，绝无人会冒着失去高考竞争力的风险，理想化地去实践新课程理念。尽管我国已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但高考的竞争形势依然是严峻的。在这形势下，考纲和高考命题的缺陷，已成为制约选修课教学的瓶颈，并影响着新课程的实施，我们必须正视其对选修课教学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