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素质教育是近年来相对于“应试教育”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但它不是一个新生事物，而是本国教育数千年中始终存在的一个传统。君不见，古往今来多少为民请命的人、多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多少忠孝节义的人，那，正是素质教育的成果体现。
二、素质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价值教育、能力教育、方法教育。这一核心贯穿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社会价值体系、学校评价体系和家庭激励系统，都会对青少年“素质”的形成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孟母三迁”，为的就是素质教育，那时候还没有考试系统。“素质教育”不是文学、音乐、美术等各类兴趣组织以及各类竞赛的集合，它与之相关，但不是主体。性格、情操、能力、价值观等，才是素质教育的内核。
三、素质教育的成果，仍然需要一套科学的以考试和考察为基本手段的评测系统。因此，素质教育和“应试”不是截然对立的。古代的“举孝廉”、“九品中正制”，就是为考察素质或素质的某些方面，以获得统治阶层所需要的人才。直至科举制度的产生，终于建立了较为系统的、面向全社会的考试评价体系。科举的最初目的，是选拔人才，是对“素质教育”成果的评判。从中国的某些人文传统来看，至少在很长的历史阶段，科举制度有其积极意义，选拔了社会上优秀的人才进入社会管理阶层。
四、评价体系的标准化，一方面固然可以杜绝社会不公，另一方面，却也有僵化、顽固的弊端，因为标准化的评测系统，并不能涵盖“素质”的全部。因此，社会需要建立一种谨慎的调节系统。比如，民国时期，郑振铎先生因为看到了李建吾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就请他去南开大学任教。倘若按当今的某些标准，鲁迅、徐志摩等人，怕是不能在任何大学里面任教的，而当今的大学明显没有鲁迅、徐志摩等人任教时代那么活跃和有生气。
五、“应试教育”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并不是指应付考试的教育，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政治涵义。应付考试，让学生通过各种选拔性的考试并取得最好的成绩，是任何现代学校教育正当和必须的目的。当这种考试的内容，基本和学生的“素质”无关，却与一个家庭对子女的希冀有关、与一个少年在未来的前途有关的时候，“应试”就被悬空分离，从而产生了“应试”和“素质”的矛盾。在正常的教育体系之下，这种矛盾本不该产生。
六、“应试教育”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长期来说，是必然和必须要消亡的。但是，在某个特定的阶段，对某一个特定的人群（包括老师、学生和家长）来说，却是非常无奈的。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资源的独家垄断。而垄断教育资源的集团，一不考虑社会的实际需求，二不懂得个体发展的特征规律，三不理解评测系统的最终目的，仅仅是以若干学科的某次考试，来决定一个学生的最后前途；这个考试就必须得到家长、学生和教师的共同重视，从而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目标。
七、对某些学校来说，在应试的同时，可以适度发展所谓的“素质教育”。我老人家敢拍胸脯保证，在当前背景下，全中国没有任何一所国立高中的校长，敢说自己学校的主体目标是素质教育。让学生在高考当中取得最好的成绩，是所有高中校长都必须抓好的首要目标。只是，在一些生源相对较好的学校，管理层和教师可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和宽松的环境，在抓好应试教育的同时，适当发展学生素质。
八、鉴于本国教育的历史传统，优秀教师仍可通过自身的学识、品格、魅力等来影响学生素质的形成或对素质的追求，但这不是官方评测系统所要求的。
九、鉴于“应试教育”的弊端日益显现，为应付社会学者的批评，垄断教育资源的部门，时不时也会出几个文件、改几套教材，作出要进行“素质教育”的姿态。但是，只要其垄断资源的现状不改变，高考作为指挥棒的现实不改变，这些文件基本上都只是缘木求鱼而已。我们只需要问一个问题：在当今，作为法律的《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是否已经在中国大地得到了全面的实施？倘若连法律的实施都有阻力和困难，就不要再提仅仅是文件的东西了。
十、尽管阻力重重，但社会、教师等对素质教育的呼吁和实践，仍有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在各方的互动当中，教育资源垄断的局面能否改变，是素质教育是否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的关键因素。而教育资源垄断，又和其他教育以外的因素紧密相关，就当前背景来说，本人只能抱以谨慎的悲观态度。也即是说，近期内很难指望通过官方正统渠道，来全面实现教育对“素质”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优秀教师的长期实践，在指导学生应试的同时，也教给他们课本以外的东西，本人则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