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一个研究课题的调查数据显示：一名高三学生，在不同省份，考上名校的几率最大差别是288倍！以北京大学为例，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其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广东考生的37.5倍、贵州考生的35.4倍，河南考生的28倍……
每年6月最后一周，是全国各地公布高考分数的时间。目前，内地31个省（区、市）的高考成绩及录取分数线全部公布，填报志愿成为考生和家长的当务之急，约定俗成的人生“第一个分水岭”即将随着高校录取立见分晓。而与高考录取形影相随的高考户籍限制问题已成为多年来的例牌，再次准时地在录取前夕被推至风口浪尖，备受拷问。
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一个研究课题的调查数据显示：一名高三学生，在不同省份，考上名校的几率最大差别是288倍！而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广东考生的37.5倍。
缘何高校的招生指标要“因地而异”？招生指标分配到底谁说了算？尽管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公开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但直至两年后的今天，高校在各地的招生指标及分配方式依然是不言而喻的“秘密”，从未公开过。
5月23日，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内，来自北大、清华、社科院等单位的15位学者上书国务院、教育部，请求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切实推进教育与社会公平改革”。截至昨日，张千帆称，主管部门只回复了“收到建议”四个字。
50年前的招生基准浮动？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15万名，比去年减少2%，连续第四年下降。与此同时，录取人数则逐年攀升，从2008年的近600万，增至今年的近685万。从今年分省录取的情况来看，不仅北京、上海实现了86%、89.3%的高录取率，即便是安徽、河南等“高考边缘”省份的录取率也都超过了70%，传统高考大省山东的录取率更是超过了北京，达87%.预计今年全国高考的平均录取比例将达到75%以上。(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僧多粥少”的“上学难”问题似乎得到了有效缓解，然而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的新需求，却愈发凸显了高校名额区域分配不均的矛盾。逐渐拉平的整体高考录取率背后，却是“一本”类的“211”、“985”等一流高校，对很多地方考生而言，仍是望尘莫及的现实。
以北京大学为例，2011年，该校在京招生223人，在贵州仅招25人。根据同年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也就是说，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其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广东考生的37.5倍、贵州考生的35.4倍，河南考生的28倍……
“北大的招生方案还不是最糟糕的，和复旦、浙大、南京大学等京外高校相比，可以算是最不歧视的‘楷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其课题报告中如是总结。
据其课题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以2009年的招生为例，复旦在上海市投放的招生指标高达每万名考生117.1名，在浙江则是5.2名，在北京4.2名，全国平均2.2名。而在山东、山西、广东、内蒙古等10个省区投放的招生指标都在1名以下。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288倍！这已经不是一个高考分数可以释怀的倍差，而是飞鸟与鱼相忘于江湖的天渊之别。
与中国古代科举分省定额取中相似，目前高考也实行分省统一录取制度。高校分配一定招生名额至各省，省内再根据分数高低来录取。然而每个省份的高考录取名额以何原则划分？为何有的地区可以多分一杯羹，有的地区则“捉襟见肘”？针对这些问题，南都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调查。
曾任湖北教育厅副厅长的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曾面对媒体转引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的话称，上世纪50年代初，各高校根据自己对各地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估，制定了该校在各省招生的比例，这一比例一直沿用至今，每年会根据生源质量、考生人数等因素部分浮动。
张千帆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坦言，教育主管部门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招生比例以“为城市化和工业发展服务”为原则。
一位曾负责过高校工作的教育部官员则向南都记者介绍，目前招生指标的浮动分配主要根据各省考生人数、生源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等几个因素考量，并结合历年录取考生实际情况。而高校制定的招生计划，必须通过教育部核准，具体由教育部高教司、发展规划司、学生司等部门审批，但“一般都能通过”。
南开大学今年在河南省计划招生人数为117人，较去年增加10人。此前一年，南开在河南省的扩招幅度已经超过20%.南开大学负责河南片区招生的张老师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河南考生质量高，最后实际录取数量均会高于原计划，我们不希望让分数很高的同学落榜”。南开甚至在“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上公布信息称，“只要生源好于往年，南开的扩招计划仍然会向河南倾斜”。
而自2006至2011年的5年间，清华大学在河南的招生人数也翻了一番，从80人升至165人。扩张依据同样是生源质量。据清华大学招办主任于涵表示，清华对新生进行的摸底测试显示，河南考生的成绩在全国所有省份中位列第六；对其他年级的抽样调查也显示，河南籍清华学生分数位居各省排行榜第七。
从南开和清华的例子不难看出高校对招生指标享有较大的自主权，而多所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也对“在遵照教育政策的前提下，招生指标由高校自主分配的原则”持肯定态度。
“地方出资”是柄双刃剑
然而，数十个名额的扩张对于考生密集的高考大省河南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据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王艳玲此前向媒体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河南本科层次的录取率不足34%，一本院校录取率不到5%，能够上“985”、“211”院校的学生不到2%.同期京、沪的本科录取率已分别达到55 .8%、66 .7%，一本录取率为24 .4%、19.6%，差距之大，令人咋舌。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教育局局长毛杰在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直言不讳，河南考生每年近百万，占全国考生数量的十分之一，但一本录取率只有5%.“河南考生高招分数很高，没有学上，没好学校上，想上清华北大要高出一本线80到100分，想上一般的一本大学也要高出一本线40分左右”。
一位曾负责过河南高招录取工作的教育系统工作人员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表示，只能怪河南高校数量太少，因为高校对本地生源的吸纳力要远高于外省份学校，可以解决众多考生升学问题。若指望外地的高校，对本地生源的倾斜导致外地生源录取分数的飙高已是不争的事实，显然只能是挤破头拿成绩去硬拼。
该工作人员所言也在南都记者的调查中得到证实：复旦大学一度将本科招生计划的60%以上投向了上海考生，而浙江大学对浙江考生的招生比例也曾高居近七成。以2005年为例，复旦大学本科招收上海本地生源达63.1%，中山大学招收广东本地生源占62.4%，武汉大学的湖北生源超过了50%，南京大学的江苏生源达到了40%.
究其症结，在南都记者采访中，包括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内的多位学者均将矛头指向上世纪末开始的“985”、“211”高校建设。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正式立项的首个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随后的1998年，教育部制订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简称“985工程”。中央政府给该工程第一批大学———北大、清华两所高校各拨款18亿元。但随着“985”高校日渐增多，地方政府也参与到了高校共建的队伍中。在共建过程中，地方政府提供的经费一般高达高校办学经费的一半，甚至更高。
“地方政府出了钱，就必然要求回报，高校招生不得不考虑经济因素”，熊丙奇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基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考虑地方需求”这个附加条件的必然形成。
而地方出资共建的门槛，又注定了经济实力较弱的省份有心无力地参与到本省高等教育建设中来，加剧了高校分布不均的失衡，也使得招生地域“歧视”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怪圈。
目前正式公布的39所“985”高校严重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大城市，其中北京独占8所，上海4所，浙江、重庆、安徽、吉林等六省市分别有1所，河北、河南、山西等13个省区均为零，“211”工程大学的版图分布也极为类似。
值得庆幸的是，高校本地化的愈演愈烈趋势被及时喝止。2008年，教育部作出明确要求，部属高校应压缩本地生源比例，争取逐步控制在30%以内。
次年，教育部下达“中央部门高校区域协调计划”和“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要求中央部门高校继续降低在属地安排的计划比例，新增的及从属地调出的所有协调计划一律投向中西部生源大省。据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西部考生录取率升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今年，教育部再作要求：直属高校适当调减报名人数明显下降、直属高校入学机会相对较多地区的招生计划，增投到直属高校入学机会相对较少的省份，特别是河南、河北、山西、安徽、山东、广西、云南、甘肃、新疆等省（区）。
国家教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袁振国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重点大学的“本地化”倾向已得到有效遏制。但这种“遏制”并不仅是西部地区受惠。同样，面向河南、山东、安徽等高校资源欠发达的人口大省，且此调整仍将继续下去。
省领导出马推销考生的背后
生源质量是影响高校对该地区录取指标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一些高校资源欠发达的人口大省，甚至会动用省级领导出马，推销自家的考生。今年3月27日，教育部对外公布2012年高考考试时间当日，河南省政府就在北京召开招生座谈会。副省长徐济超亲自带队推介生源。此外，河南教育厅、河南省招办还兵分多路，赶赴上海、天津、南京、西安、武汉等中国高校集中地区，与160多所高校及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沟通。
这已是自2006年起，河南省政府第六次率队进京推介河南生源，此前五次也均由副省长带队。河南地方媒体以“效果很明显”来评价座谈会。2006年到2008年，北大在河南连续三年扩招超20人；清华扩招22人，扩招量位列全国第一；中国人民大学扩招近30人。2011年，河南普通高招录取率超过70%，创下了该省历年高招录取率新高。
而在今年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天津大学等名校均明确表态会对河南考生“特别关照”。同样作为人口大省的安徽，2008年也开始“跑指标”。(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曾任湖北教育厅副厅长的周洪宇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坦言，此举“很正常”，推荐生源并非就一定能争取到更多录取机会。但通过座谈会、联谊会等形式，可以让外地高校进一步了解本地。
教育部和高校对此也一致予以了肯定态度。在2008年的招生座谈会上，时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的葛华就评价河南此举“对教育的重视不是口头上的，而是落在实际行动上”、“可见政府及教育招生部门的用心良苦”。安徽省甚至将“争取在皖招生计划，重点争取本科特别是一本批次招生机会”纳入了安徽省教育厅公布的“2012年教育的十二大惠民新政”中。
然而，高校的自主权也如一把双刃剑，可以决定扩张，也可能“一棒子把人打死”。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北京某知名大学招生人员到地方“点招”一考生，因该考生不符合提档要求被当地招办拒绝，“气”得该大学几年都没有安排在该地招生。
据教育部的知情人士透露，教育部正计划采取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导高校招生名额的投向。即高校凡增加一个在教育部指定省份的新增名额，将可获得一定的经费补贴。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教育部确认。
统一高考录取标准是否可行？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教育局局长毛杰在今年“两会”上建议：高校在分配招生名额时，应以各省的考生人数为基数均衡分配。
其实她理想中的乌托邦曾在2006年“昙花一现”过。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率全国之先按人口比例分配各省招生指标。用今年学校计划招生的2000个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省份的人口数，下达到各省。但此举不过“昙花一现”。即便是同年，也未能得到其他高校跟进。北京大学时任校长许智宏对此明确表态，北大不会放弃地域招生原则。“如果全国按照统一标准录取，那么西北的同学能进北大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不符合国家长久的利益”。
“中国政法大学此举，貌似公平，其实是问题过于简单化”，周洪宇认为，人口多的省份，并非意味着考生数量就多，必须同时考虑各地的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发展情况。此外，也必须综合考虑历年招生指标投放数和该地区高校拥有量。
熊丙奇认为，在“统一考试、按计划集中录取”的传统高考模式中，很难通过计划指标的调拨来扩大公平。
高考指标的地域差异瓶颈，即便是在教育强国美国也同样存在。美国大学主要分公立和私立。公立学校财政主要由国家和州政府支持，其录取时的本州倾向性丝毫不亚于中国高校。例如，同等水平下优先录取本州居民，学费会少很多。理由是纳税人为本州经济做了贡献，公立大学受州政府支持，理应照顾本州居民。同样，美国的好大学也存在分布失衡的窘境，基本集中在东西海岸的狭长地带以及五大湖区，其他地区尤其是中部各州考生选择公立大学会比较吃亏。
如何突破高校招生指标的地域差异，似乎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熊丙奇建议，可以实施综合录取，推行高校自主招生，使得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在录取中真正发挥作用。
其实，根据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我国高校就拥有包括自主招生权在内的7项自主权。但直至2003年，只有22所高校尝试拿出5%的招生名额，进行自主招生。
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明确了“多元录取机制”这一高考改革方向。
6月19日上午，南方科技大学自主招生能力测试（复试）在全国八省同时开考，近1400名考生参加的此次考试不仅标志着“自主招生”改革又向前切实迈进了一步，也让我们斩获了一丝欣慰，高考录取改革或许长路漫漫，但不论是高校还是教育部均已经走在上下求索的征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