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经济学院实行贫困生认定新规，规定“就餐卡消费过高，经常在外大额就餐者”、“有抽烟、酗酒、赌博等不良习气者”、“有与学生身份不相符合的高档消费现象者”，不能认定为贫困生。
很快，有评论者认为此举不妥，因为抽烟是主观行为，而贫困不贫困有客观的标准；因抽烟而取消贫困生认定，学生享受不到资助，加重家庭负担；学生抽烟是习惯，而贫困生认定是一种帮扶制度，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学校应帮助学生改掉坏习惯，取消贫困生认定的责任。如果学校因为学生抽烟就取消其贫困生认定资格，既不利于学生改掉抽烟的坏习惯，造成逆反心理，也使学生抽烟取证难。
读到这样的理解，并不意外。“习惯性反对”或者“习惯性质疑”，正是现在一些评论的习惯套路。这样的评论，与其说能够让人获得任何有益的思考，不如说能增进人们对“脑残文体”的偏见。
资助贫困生有多种形式，任何一种资助，都以使贫困学生较为顺利地完成学业为目的，而非仅仅给予贫困学生以生活的改进。如果有贫困学生，一面拿着资助，一面抽烟、酗酒、赌博、经常在外高额就餐、与学生身份不相符合的高档消费，那就失去了助学之义。
“只有家庭经济困难者才能被认定为贫困生，才有获得国家助学金、励志奖学金、助学贷款、学费减免、勤工助学等资助的资格”，这是没有问题的，贫困资助不能发给不贫困的学生。湖北经济学院的规定，对此也不形成否定，它只是说，学生并非贫困就要享受到助学，还要视资助是否被用于学业而定，“贫困”是资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现在的资助程序，应该说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它规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只有被认定为贫困生，才有资格获得国家助学金、励志奖学金、助学贷款、学费减免、勤工助学等。这样的认定，实为多此一举。家庭经济困难，就应被认定为贫困生。家庭困难就是贫困学生，实际上是确认在中国不宜将18岁作为自立的起点，不能使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承受“为何不自立”这种接轨于国际惯例的质问。
贫困生是否受到资助，应取决于资助是否被用于学业。这就是抽烟、酗酒、赌博、高消费等行为，不应被资助的原因。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有上述行为，不是就不能认定为贫困，而是他即使贫困，也失去了受资助的资格，因为上述行为有违资助的本意，与资助的目的不相吻合。严格地说，资助单位或者个人没有义务教育受资助者应有怎样的生活习惯，资助者也无权强加给受资助者特定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但有权利选择将资助给予具有何种生活习惯的人。
前几年，一些地方确认低保资格时，曾经推出一些规定，家庭里安装电话，拥有手机、空调、冰箱、汽车，生活水平明显高出低收入，不能获得低保。这显示了对最低保障“保得其所”的关切，意在甄别受助资格，然而标准粗疏，对“生活必需品”的认定过于严格，例如安装电话、拥有手机冰箱，在现代城市生活里应被视为必需品，而非可有可无，以之剥夺低收入者的受助资格，不合情理。
对大学生来说，抽烟、酗酒、赌博、在餐馆大额就餐等，无一可视为生活的必需。非贫困的学生有这些习惯，人们可给适度的建议，但选择终究在个人手中。贫困的学生有这些习惯，选择当然仍在个人手中，但人们是否资助，选择则在资助者手上。一个贫困学生既要保持不必要的消费，又要获得他人的资助，是没有道理的。
在低保资格中，还有一些地方规定低保户必须参加义务的公益劳动。这就不是资助贫困，不是约束受资助者不得有哪种层次的生活支出，而是要求贫困者必须以何种主动积极的行为换取受保障的资格，从而使贫困受助的权利变成了一种交换性的事务，这是必须反对的。湖北经济学院将资助贫困生与没有抽烟、酗酒等不必要支出挂钩，这并非要求贫困生必须努力学习以获得优等学业、做模范学生等，应视为合适的要求。
贫困大学生中有多少人抽烟、酗酒、赌博？我并不了解，但想必不至于普遍。把这些行为排除在资助之外，既不会影响到多数贫困生，也不能说为难了贫困学生。但这样的规定，可以表明资助的性质：它是助学行为，而且未附带不合理的条件，它并不要求受助者必须做标兵、模范、优秀人物，或者必须与资助者有同样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主张，只是强调资金必须用于完成学业而已。这样的规定，是不应该被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