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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读本与教学方法的演变
张亚群
儒家通识教育，主要是通过经典学习和主体自觉实践而实现的。由此产生了源远流长的“经学”。作为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起源于子夏和荀子，并随着时代发展、教育变革而深化。两汉儒学处于独尊地位，“五经”、“七经”立于太学，“明经”“孝廉”也设为察举科目，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中起了特殊作用。隋唐而下，经学与科举结合，对儒家通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产生重大影响。儒家经典从“九经”展到“十三经”，并形成“四书”。经学文本从多家注疏逐渐统一。学校教材和科举考试标准，从《五经正义》演变为《四书集注》；教育方法，从注重启发、自学转向考试技能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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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认为，理学与科举的流弊是导致中国教育由主动变成被动、由启发变成训练的三个因素之一，他辨析“教”与“训”的差异：从字面上看，“训是有言之教，教是无言之教”：“训”与“教”是政治与教育的一个基本分别，“政治用得着训，而教育用不着训”。儒家讲教育的两大作品《论语》与《学记》里，根本找不到一个“训”字。“教”字也用得很省：分别只有7个和18个“教”字，并且与狭义的教育没有多大关系。相比之下，“学”字用得较多：《论语》里至少有56个“学”字，《学记》中有48个“学”字，甚至题目也用“学”字，而不称“教”。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有深切的教育的意义的”。它说明，在儒家先贤的教育理念中，“自动的学重于被动的教”；“真正的教育，不但教别人能自动的学，更教自己作进一步的学的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