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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有人提出魏晋有所谓“人的觉醒”,并把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结合起来,“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实则不同于18世纪末以来西方流行的“纯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说,“文学的自觉”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亘古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实际上这一概念并不存在。
虽然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