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高等教育理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历史价值。通过对其规律的考察可以发现，政治意识形态是决定因素；历史传承是路径选择；社会需求是直接诱因；由被动模仿到自觉探求是发展轨迹。正是在一系列高等教育理念的引领下，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成绩斐然，令世人瞩目。今天，我们提出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理念创新是重要的前提，在这一过程中，仍然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鉴古以知今，体现高等教育强国理念的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
关键词：近代中国 高等教育理念 高等教育强国
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建以来，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已百年有余，就时间而言，可谓久已，但是对于一个从零开始，同时背负千年传统文化与思维包袱的新制度发展而言，其实是相当短暂的，若再与欧洲千年发展的经验相比较，这段时间只能归之于过渡时期。通过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诞生于风雨飘摇之清末、成长于政权更迭之民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形成了覆盖南北的大学群和知识共同体，表现在大学的发展上，除老牌的北大外，还形成了中大、清华、协和、武大、浙大等一系列名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何以能够在不甚理想的环境中取得如此成就，外部原因如人才储备、社会结构、政府扶持等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理念的支撑与引领，它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驱力，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无不是理念作用于实践的产物。
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历史回顾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情境和路径，这一方面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自晚清洋务教育，是从发展军事和工业的实际功利出发、主要由政府推动，具有浓厚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背景；另一方面，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30年代又面临抗战救亡的紧迫压力，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逐渐为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挤压。与欧美相比较，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是在一个反传统与否定过去的循环之中，而非立基于经验的传承。它不是中国社会内部和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而是在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基础上转换而成，由于政治动荡、社会急剧变革等外在因素，高等教育理念的频繁转换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突出特点。
纵观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端，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之路。从1898年到1949年，5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98年到1911年，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向现代高等教育制度转换，传统的高等教育理念虽依旧根深蒂固，但现代高等教育理念已开始逐渐萌发。第二个阶段从1912年到1927年，由于缺乏统一的中央政府，导致民国前期高等教育的发展自由放任，从高等教育理念看，这一时期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第三个阶段是从1928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高等教育理念烙上了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开始日趋保守。
总体来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理念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虽历经多次变迁，但从理念的形成机制看，无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理念的概括和阐释，对大学发展历程和大学观发展的反思与提炼；二是新型理念的生成和提出，是现实社会各种思潮在教育发展中的反应与借鉴。从高等教育理念的内涵看，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高等教育中的人才培养；二是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将以理念变迁的时间为经度、内涵为纬度、形成机制为线索，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理念进行一个历史梳理。下文中，前三个理念回答的是高等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后三个理念则回答高等教育应当如何发展。
1.忠孝为本，经世致用
清末，中国高等教育在外力撞击和内力驱动下走上了变革之路，引进西方大学制度。这一时期以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大学开始建立。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开始实施新学制，新学制从形式上看效仿日本，但究其实质，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就其人才培养的理念来讲，仍是培养能够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卫道之士，使其自觉地遵守圣教之伦纪，既无离经叛道之言，又无犯上作乱之事。诚如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所言：“无论何种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捭学生心术壹归于存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从课程设置上来讲，既有物理、法律、化学、理财等现代西方课程，但经学、史学、掌故等旧式课程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丝毫没有放松。从毕业生的出路来讲，学校奖励毕业生对其出身的作用与科举无异，如高等学堂毕业生为举人，可授内阁中书、各部司务、知州、知县等官职；分科大学毕业生为进士，可授编修等职，培养目标仍是行政官吏。甚至在毕业典礼上都烙上了浓厚的忠孝色彩，以京师大学堂招收的第一批速成科学生为例，1907年期满毕业时，在毕业典礼上，全体师生在总监督的率领下分别向“万岁牌”和“圣人位”行三跪九叩礼，毕业证书上还印有光绪皇帝的“整理学风上谕”。
“忠孝为本，经世致用”这一教育理念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在千年封建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基础上，结合新政时期对实用人才的现实需求所提出。忠孝是实施教育之根本，礼法是教育和训练之准则，西学则是致用治生之工具。这一理念达到了统治者维护“三纲五常”之目的，也满足了传统知识分子“修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之愿望，在当时中国被作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方式而为许多人所接受。它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当时西学东渐的文化趋势，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2.通识为本，协调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开始着手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原则和方针，从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来看，以培养专门人才和技术人才为主，如在1929年4月所通过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第四点明确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2】专才教育固然重要，它能够迅速为国民经济发展培养实用人才，但片面狭窄的课程设置，则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严重失调，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正如曾两次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所指出：“一个大学的功能齐全所以要各科系的打通，注重基本的功课，要使大学毕业生具有普通的常识，了解基本的理论”， “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所，其所研究之学科，必须由基础而专门，作有系统之研究，倘轻重倒置，先后失序，轻于基础而重于专门，先于基础而后于专门，则学生先已毛其门径，研究学术，安得有济。专门学术之研究，就体系而言，决非大学四年之教育所能为功，必待学生于毕业后继续不断作专门之研究，方得有济。”【3】
无独有偶，自1931年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长达17年之久的梅贻琦也是通才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坚持对大学生的通才教育。他认为，通才大于专才，大学应承担培养通才的任务，而培养专才的任务应由大学中的研究院、各级高中级专门学校以及社会事业本身来承担。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梅贻琦“要求学生具有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即使是学工程的，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都得知道一点’，否则他就是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就会完全变成一个极能干的工人，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4】
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开始通过改革课程设置来推行通识教育理念，课程调整原则第二条规定：“先注意于广博基础的培养，文理法各科的基本科目，定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以求合于由博反约之道，使学生不因专门研究而有偏固之弊”【5】。在具体的实施中，大学各学院第一学年注重基本科目，不分学系，第二学年起分系，第三、四学年视各院系性质酌设实用科目，以为出校后就业的准备。通识教育的实施，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方面都有所兼顾，使得大学生的知识不至于狭隘，综合素质得以提高。
3.术德兼修，文武合一
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以后，就始终把培养具有封建道德品行、政治上能维护国民党统治的人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外强入侵，使国民党要员们深感重视文武合一，术德兼修之重要。蒋介石指出：“现在的教育，忘掉了这个最紧要的道理，文武完全分途，文人不学艺事，武人不知文事，甚至养成重文轻武的习惯，结果各个人最多也只知道一半的道理，因此，也就没有完全的学问，也就没有完全的人格，不能完全尽到他做人的责任。”【6】具实施过程时，主要是通过在学校中恢复“礼义廉耻”等固有社会之道德教育，以培养健全之人格。蒋介石还进一步指出，无论为学做人，无论要挽救国家、复兴民族，都要首先发扬民族精神，提高国民道德。因此，在教育中，应以养成学生之健全人格为第一要义。陈立夫指出文武合一的教育目标，文使人人笃行主义，武使人人具备能力。在推行过程中，最为明显的是在学校中大力推行训育制度与军事化管理，将学生按军队编制进行组织，学校每周三学时进行军事教育课程，每年暑假集中三星期进行严格的军训。
“术德兼修，文武合一”的教育理念，在抗日战争中对动员国民共赴国难、灌输国防观念、养成健壮之体魄很有必要，但利用儒家传统道德宣扬封建思想，托古改制，借助军队训练方法以期管制学生言行，大肆宣扬要使青年学生的“全部生活都合乎礼义廉耻”，要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品德，实则是要实现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统治，使这一教育理念又带有一定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4.教育独立，政学分途
早在清朝末年，章太炎即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7】其主旨是力求摆脱清政府对高等学校的干预，以保证学术和教育的自由发展。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8】从政治大环境上说，正是由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等政治改革的一再失利，使人们看到了政治改革的局限性，教育在改造社会人心方面的优先作用更加突出，20世纪初高等教育因受军阀政治的牵连而变得朝不保夕、政治沦为阻碍教育进步的障碍，这一现实助长了这样一个信念——高等教育必须脱离现实政治的无端干涉、走向独立才有生机。
“教育独立”理念的核心是仿效西方“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模式，力主教育摆脱来自政治的、宗教的种种牵掣，从人类传承智能、谋求发展、完善自身的终极高度，达到某种运行的状态。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他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9】在具体的实践中，他在北京大学提出以“教授治校”为核心的方略，并将这一方略成功实施。1922年后，倡议大学区制，在1927年领导大学院，在全国试行大学区制，力求以学者为行政领导，以学术化代替官僚化。此后，胡适、傅斯年等人在教育实践中都积极倡导教育独立之理念。
“教育独立，政学分途”之理念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军阀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文化“渗入教育”，在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教育事业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并不是讲教育要遗世孤立，脱离政治而存在。其合理内核是在保持政治与教育的良性互动下，发挥各自的主动性、积极性。一般而言，教育独立的科学内涵应该是教育相对独立，国家制定教育政策以及各项教育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必须尊重教育的发展的独特规律；从学校外部环境来说，国家依照政策、法律及法规对学校提供经费，保证学校的经费权、人事权的独立，保证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5.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民国前期，由于军阀割据，缺少强有力的中央统一政权，为近代大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近代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蔡元培。鉴于北京大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及影响力，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北京大学的改革进而波及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因此这一时期，大学的理念与高等教育理念可以说是相伴而生，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正是基于这点出发，本文将学术自由作为高等教育理念来论述。
大学在西方首创之始，便以学术自由著称。学术自由是大学充满活力的象征，是大学生命的真谛。正如陈寅恪所指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10】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极力倡导和推行“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大学新风，对校园中的各种论争，校方不加任何干涉。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我素以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令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11】就教师队伍而言，有复辟派、有国民党、有共产党、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之下，许多个性突出的学术大师共执北京大学之教鞭，使北大群星璀璨，学术勃兴。其后的继任者蒋梦麟先生亦坚定地坚守学术自由之原则，他曾经在晚年自评曰：“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12】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十分重视学术自由问题，并始终把学术自由作为办校的基本原则。在清华校园呈现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学术环境，各家纷繁陈杂，名师教风各异，学派林立，争鸣常闻，促使着学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此后，马相伯在复旦、王星拱在武大、任鸿隽在川大、许崇清在中山俱是广延名师，自由探讨学术，形成了纵观南北的学术共同体，坚守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理念，成为当时中国高校迅速成长的助推器，甚至在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开始采用强制手段对大学进行监控之时，西南联大仍能维护“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之风，直到抗战胜利，三校北返。”【13】
6.文实并重，均衡发展
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始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此后的30年间，虽有较快发展，但学科建设极不平衡，学生求学多以当官为目的，故法政专业占绝对优势。具1918年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77所，其中法政专门学校即多达35所，全体在校生17950人，其中法政专业的高达9222人，直到20年代中期，这种现象仍未得到明显改观。【14】
针对大学中这一不合理现象，1929年4月，国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有关大学教育的表述为：“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15】1932年12月国民政府又颁布了《改革大学文法等科的设置办法》，更加明确规定：“全国大学及专门学院之文法科等，可由教育部派员视察，如有办理不善者，限令停止招生或取消立案，分年结束。”【16】教育部在限制文法科的同时，努力发展实科教育。通令全国私立大学，设立新学院应以农、工、医、理、商为限，不得添设文法学院。同时，在原有高校又先后增设一批实科院系，如同济大学增设理学院、清华大学增设工学院等。经过数年的努力，文实两科大致达到了均衡发展，学科设置逐步趋于合理。以1934年为例，入学新生中的实科学生达3976人，几乎同文科所招学生4029人持平。
文实并重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除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需要相关，特别是自1932年以后，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对各类技术人才需求激增。反映在就业上，大学农、工、理三科的毕业生，出路较好，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的毕业生，就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