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和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一直是高一历史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现从我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由反对国共合作和党内合作的方式到积极推动两党合作态度的转变这个角度，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及采用党内合作形式的原因，并对这一形式进行简要评价。
国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提出的。中共一大后，马林离开上海去中国南方，同孙中山会谈三次。回到上海，安排了一系列两党领导人的会议：“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遵循的策略。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是现有史料中第一次涉及国共合作以及党内合作形式的问题。
这个建议受到中共的抵制， 1922年陈独秀致信在苏俄的伍廷康（维经斯基的化名）提出反对意见：“（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取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第三国际倘议及次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这六条反对理由，第一条带有纲领的性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尚未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任务的时候，国共两党宗旨确有根本性的差异。1922年，中共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后，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原因是由于中共逐步了解了共产国际二大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联合战线思想，加上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进一步分析。列宁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的基本思想“在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必须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包括所在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共产国际，都应该与所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暂时的联合。”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贯彻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意见。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国共两党的代表，表达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
陈独秀了解并学习这次会议精神，思想开始转变，首先接受的是国共两党党外联合的政策。1922年6月他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了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建议。中共二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现状；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既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但“亦是联合与援助，决不能投降附属与合并。”这时中共所主张的联合是国共两党平行的外部联合。
共产国际在1922年正式作出了国共合作并采取“党内联合”形式的决定。并作出指示：“共产党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无论是苏俄、还是共产国际，都认为担负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重任的不是弱小的中国共产党，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改变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四面是敌的困境，解决与中国北洋政府长达三年的关于中东路、蒙古等问题的谈判，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统一的亲苏反帝政权。在此前提下要求中共党人加入国民党，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共产党的力量，而是为了扩大国民党的势力以及增强其革命性。
中共二大后不久，马林携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到上海，于8月29、30日召开了西湖会议。据陈独秀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的报告中说“（西湖会议）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但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同意国共合作采用党内合作方式，并不只是出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是有思想转变和组织服从两方面的因素。
而当时中国发生的两件事，使国共两党进一步接近起来。第一件：西湖会议前不久，1922年6月16日广东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平叛失败，流亡上海。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去拜访孙中山，谈两党合作之事，向孙中山伸出革命友谊之手，使孙中山深受感动.第二件：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在家中被法租界巡捕拘捕。在各界营救过程中，孙中山曾打电报给法国驻沪领事，起了很大作用。陈独秀出狱后，与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同国民党代表张继商谈“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至此，国共党内合作事实上已经开始。
真正促成两党合作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所通过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于全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大会《宣言》还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可见会议不仅在组织上认可了合作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对党内合作进行了充分论证；其理论依据就是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居领导地位。
陈独秀的确是真心诚意帮助国民党改组，望其成为一个为国为民的“四个阶级联盟”的革命政党。为此，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奔走呐喊。他在《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中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党。”在《怎样打倒军阀》一文里，呼吁凡属革命的分子“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为什么各派民主力量要集中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中作出了回答。陈独秀这些观点在当前并非他个人所独有的，而是在中共内部相当普遍存在的。他为改组国民党作了大量工作。1923年12月25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名义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指出中央正“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催促各地切实执行。
中国国民党在中共的积极推动和支持下，于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党一大后，共产党以它的主要力量从事于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到1926年1月，全国国民党党员猛增到40万人，与此同时，到1925年底。共产党员也发展到1万人。
但是中共二大、三大决议表明，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因此，党内合作形式与中共独立性条件的现实之间，潜伏着直接的冲突。使党内合作呈现出不稳定性、暂时性的特点
尽管如此，党内合作形式仍是国共两党当时唯一可行的合作方式。这种方式不仅真实反映了国共两党当时的实力对比，而且还客观反映了中共革命理论的初始水平。因此对党内合作形式应持肯定态度。当国共两党积极建立和发展组织的同时，也大力恢复和开展工农群众运动。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随着形势的发展，由于国民党右派破坏合作，破坏革命，终于使革命失败。怎样认识和把握半封建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正确对待这个阶级，这是需要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任建树著
《陈独秀与瞿秋白》唐宝林、陈铁健著
《民国之父孙中山》尚明轩著
《简明中国近现代史》梁任编著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价》蔡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