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教育者普遍认为，除去母语、数学（算术）、艺术等学科之外，小学阶段的儿童还应该掌握一些自然常识和社会常识，这将有利于他们的人格和智力培育。我们都还记得在小学阶段上过的这种课吧？它一般是数种学科知识的组合与交融，曾经叫过自然（或自然常识）、社会（或社会常识）等多个名称，新课程改革之后叫做小学科学（文科部分叫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很显然，这就是专门为小学生开设的，淡化学科背景而突出常识教育的一种综合课程，一般是分为文、理两科教学，某些历史时期也曾合并为一科。
开启民智与普及常识
在近代教育“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古代有没有常识教育呢？有。翻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本以及四书五经等科举经典,有很多自然常识和人文常识的内容。以生物学知识为例，《诗经》中讲到的动植物种类有300多种；分类辞书《尔雅》记载多篇对花草、树木、昆虫、鱼、鸟、兽的记录和解释；《三字经》、《千字文》中更不乏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常识教育还是以介绍中国伦理道德、历史知识为主。“学而优则仕”的求学价值取向，大大桎梏了对自然常识的教学与传播，“草木虫鱼”的掌故还只是读书人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而已，上不了大雅之堂。
这一状况直到晚清才逐渐改善。林则徐、魏源等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早期代表人物翻译了许多西方著作，启发人民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进一步开学堂、启民智，新式学堂和早期教科书开始出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在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开设历史、地理、格致，在中学堂开设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奏定学堂章程》的颁行使得历史、地理、博物等分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确定。此后，大量科学类书籍的出版，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科学常识教育。
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政体，教育改革焕发生机，废止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读经科，相应其他学科的学时增加。此后的新文化运动、杜威等实用教育思潮的引入也深深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教育，这些都为1922年“壬戌学制”的出台奠定基础。回头审视这一阶段，可以发现我国的教育从取经日本转而效仿美国，但是，初级小学的学科安排基本沿袭旧制，仍然没有出现历史、地理和理科的身影。
“壬戌学制”改小学为七年，前四年为初级，后三年为高级；次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总说明》内容详备，处处要求以儿童为重，对小学课程体系的设计趋于完整。主要的变化包括将理科改为自然，并在初级小学阶段，将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四科合并为“社会”。从这一年，“自然”和“社会”作为两个独立的常识教育课程登上了初级小学的历史舞台。直到十余年后，这两门课又被正式合并为一门——常识。
先有常识教科书，后有“常识”课程
实际上，以“常识”二字作为教科书的名称，早在1923年便已出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这一年分别出版了常识教科书。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常识教科书》为例，其编辑要义记载了出版常识教科书的原因。
“新学制小学课程甚繁，内地各校骤然改组，困难多端。本馆因将社会自然两科合并一科，编成本书，名为常识，既便于教学上的联络，又可以免去多用书本的麻烦；内容分量，比照新定的社会自然课程纲要，只有加多，没有减少，这是最合于内地各校应用的课本。”
该套教科书所配套的《新学制常识教科书教授书》也进一步解释原因，并对“常识”作出定义：“许多教育家都以为社会和自然，在学理上，事实上，有天然联络的机会，所以本书就把社会和自然两科，合并为常识一科。”“本书定名为常识，与通常所称的常识两字，解释稍有分别。通常所称的常识，指专门学识以外，不论何种知识都包括在内。本书所称的常识，范围不出乎社会自然两科以外；全书的质量，不过是普通所称的常识的一部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最早把自然、社会两科合在一起是民间出版商的“权宜之计”，目的则是为了“便于教学上的联络，又可以免去多用书本的麻烦”，当然他们也试图从教育家的观点中寻求学理上的支持。
这种民间推动的潮流，居然渐渐被政府部门所采纳。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总说明》规定：“多数专家的意见，在初级小学中，并可合社会自然为‘常识科’（名称是假定的）。” 数年之后，这个“假定”的名字开始转正了。1932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总纲》记载：“各科目得依各地方情形，酌量分合。社会、自然、卫生三科，在初级小学得合并为常识一科。”到1936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修订之后《小学课程标准总纲》以及《小学常识科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在初级（低、中年级）小学开设“常识科”，包括社会、自然和卫生的知识部分。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政府教育部门明确设立“常识课程”的开始。
可以说，在课程标准中出现假定的“常识科”并最终“转正”是这一段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教育改革共同“发酵”的结果。其一，1922年“壬戌学制”设定的小学课程较多，学生的学业负担较重，家庭的经济负担也不轻。在1932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总纲》中，也提出“小学科目不宜繁多，可合并的，尽量合并”。其二，民国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有限，教育基础非常薄弱，无论从师资还是教学设施来说，开展全部的小学课程在现实中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面对30年代之后日益严峻的战争环境，这种状况更趋严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市场嗅觉极其灵敏的民间出版机构，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先行在教科书的编制上做起了文章，并最终影响了政府的课程管理决策。
常识课带儿童理解自然认识社会
常识课本与国语课本，在文图、版式设计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初级小学的课本，不仅版式相似，其课文内容还有重叠，常常导致读者以为这两科是同一科。其实，常识科与国语科有很大区别。《新学制常识教科书教授书》也解释了二者的区别。
“常识和国语性质不同。国语的目的重在识字、读书、习语言，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想；所以教材的内容和形式，处处顾及文字兴趣上面。常识以得到知识、养成习惯为重要条件；所以本书各册进程，一以内部所包的分量为标准。质言之：属于知识方面的，在儿童心理上，以能够理会为度；属于习惯方面的，在儿童行为上，以能够做到为度。例如卫生，园艺等事，各学年自有相当的工作，不可以勉强，并且不可以躐等的，和国语科的尚理想、重欣赏，确有不同之点。”
据汪家熔先生考证，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商务印书馆编写出版的《复兴教科书》很受欢迎，尤其在上海使用多年。1937年版的《复兴常识教科书》便是其中之一。现在翻看这套教科书，民国的社会风俗、乡土情形和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天文地理、世界万物，皆在每一页的文图之中。
该套教科书包含社会、自然和卫生三门，共分八册，内容编排以儿童的知识扩展顺序为范围。一、二册以图为主，辅以文字；三、四册图文并重，课文多用问题形式，以引起儿童探究的兴趣；五至八册则以文为主，在课文前后具有问题和作业材料，使儿童可自行思考和实验。该套书的编制注重观察、调查、讨论、实验等，这样的安排可以帮助儿童养成主动研究的习惯。
这套教科书按我国的时令顺序进行编排，尤其是自然常识。例如，第三册第六至八课分别为“秋天开的花”、“秋天的鸣虫”和“秋天的果子”，而第三册正好是初小二年级第一学期上，六至八课的讲授时间恰好在9月底，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季。又如第八册第二十九课为“夏季常见的疾病”，授课时全国都已经进入了夏季。这样的“时令教材”想必也会引起儿童主动研究的兴趣。
而且，这套教科书注重内容的衔接，将社会知识、自然知识、时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例如，第二册第三十课讲述“夏天到了”，从第三十一课开始，教科书分别介绍了“夏天的卫生”、“夏天要穿什么衣服”、“怎么样洗澡”、“可恶的蚊子”、“怎么样除掉蚊子”、“可恶的苍蝇”、“怎么样除掉苍蝇”等内容。这些课文的侧重点不同，有的介绍社会知识，有的偏重于自然知识，但这些知识之间都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这样的安排既贴近儿童的生活，又能吸引儿童的兴趣。
由此可见，从内容来看，常识教科书以形成儿童主动研究的习惯为目的，而非启发思想；重点不是在识字读书，而是从社会与自然的角度介绍基本的常识知识。常识科则通过常识教科书为儿童提供个人、社会、科学、历史等多个领域所涉及的经验，使他们有能力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
在1930年代之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新国民图书社、华中印书局、维新政府教育部等出版机构都出版了多套“常识教科书”。一时间，常识教学进入了它的蓬勃发展时期。在历史的长河中，“常识教科书”以及“常识课程”的诞生和确立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它作为近代中国教育和教科书变革的一环，开启了初小儿童的智识，在构建“通常所称的常识”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