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能作为一门专业走进高校吗？上海政法学院的答案是“Yes”，该学院今年9月份即将开出这项全新的专业。而该校也成了全国首家推出“人民调解”专业的高校。
而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各社区的人民调解队伍青黄不接的尴尬现状，以及对社会新鲜血液的渴求。
但是，年轻人真会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看似并不诱人的岗位，充实老龄化的调解员队伍吗？这其实又成了另一个问题。
第一个“吃螃蟹”
记者从该校招生办获悉，2012年9月，上海政法学院将增加一门全新的专业学科，即法学（人民调解方向），在全国范围内招生，目前首批已完成录取25名学生。
“开设专业是为了将实践知识理论化，并且探索人民调解的专业化道路。”上海政法学院招生就业办负责人张军告诉记者，酝酿了两年后，该校决定在法学框架内培养针对人民调解的专业人才，拟采用产学结合的教学模式，融合法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等领域的学习，培养既懂法律又具有非诉讼纠纷解决尤其调解能力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据了解，近年来基层对“专业调解员”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民调解案例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的趋势让很多一线调解员感到力不从心。“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声音，要求高校培养专业人才，所以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决定开设这样一个专业。”张军说道。
“调解还有专业？怎么教？都上什么课？”“大学毕业出来跑到社区里面做调解员能有啥出息？”“将来这口饭，能好吃得了？”……对这一本科学习中的新鲜事物，不少考生和家长的第一反应是怀疑。
“我们之前在建桥学院做过一次招生咨询会，有一些考生和家长来问这个专业，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张军告诉记者，在很多家长心里，调解员等同于社区里的老舅妈老娘舅，了解了该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后，大家才明白其实就业前景宽泛，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根据专业介绍，法学（人民调解方向）的培养目标是要求学生掌握法学专业基础知识，熟知人民调解法原理与实务，具有较强的实务操作能力和各类纠纷解决的技艺。专业课程以法学基础为主，包括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本科四年学习后，学生的就业方向为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仲裁协会、律师事务所及司法所等单位。
作为一个探索性的专业培养方向，“人民调解”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压力，四年后是否会遭遇就业无门的尴尬，又或者成为司法系统里的“香饽饽”，还是个未知数。“家长最关心的是就业，人民调解未来的就业方向还挺多，因为一线缺乏专业人才，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张军笑道。
老龄化的困惑
记者从申城各区县的司法局了解基层调解科的情况，与诸多在一线工作的调解员接触后发现，当人民调解逐渐趋于规范化和专业化，满怀热情的基层调解员受制于年龄和专业知识的限制，在案例处理中屡屡表现得力不从心。
工作卖力热情高却缺乏许多专业知识
程序日趋规范
调解员犯愁“协议书怎么写”
“现在所有的调解都要按照规定写调解协议书，定期还要培训。”豫园小商品调解工作室的张金凤告诉记者。
自人民调解诞生以来，“规范化”逐年增强，从相关法律条文的颁布实施到对调解员工作的细节指导，人民调解早已不是若干年前“摆平吵架的人”。调解流程的规范化让不少基层调解感到“力不从心”，尽管大部分从事调解工作的人都曾有过群众工作基础，但要求他们与时俱进，写出规范的调解协议书，着实不容易。
根据宝山区司法局基层科科长周德龙所做的调研，辖区内400多名专职调解员中大部分为离退休人员，大家对调解工作充满热情与奉献精神，但无论是体力还是学习能力都无法和年轻人相提并论，电脑是他们最大的软肋，当越来越多的调解协议需要被电子化时，压力与日俱增。
“我身体不好，眼睛也老花了，还要不停培训协议书规范，真的吃勿消。”一位已从调解岗位上退休的李阿姨坦言，虽然自己曾有群众工作经验，也满腹热情想要做“老娘舅”，但如今的操作方式不断专业和规范，让她这样的“老古董”招架不住。
不单是调解协议书的书写，调解日趋规范化的流程对以退休人员为主的调解员而言也是种挑战。目前各街镇多采取定期培训、反复指导的方式帮助调解员们完成新任务。
据悉，政府购买服务的专职调解员们，每月工资其实只有一千元左右。除了一些公检法出身的公务员外，其余皆为来自各居委会有着实践经验的干部，从年龄上看，都处于退休或待退休阶段。虽然拥有相当的社区工作经验，但专业知识的匮乏，往往迫使他们边调解边学习。但即便如此，这些热心社区事务的阿姨伯伯，在客观上也会受年龄、身体状态等客观因素影响，并不见得能干很长时间。
矛盾日益复杂
调解员无奈“专业知识跟不上”
房屋产权纠纷、劳动仲裁争议、医患矛盾调解、消费维权投诉……如今基层调解员每天面对的案例纷繁复杂，领域宽泛，不仅需要耐心，还要有专业知识支持。
对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调解员来说，“以法服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事实上，目前在基层，尤其是郊县的村镇，人民调解并非依靠法律规范来解决问题，而往往还停留在“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长年从事调解工作，来自松江的罗阿姨告诉记者，村里有纠纷，通常都是一位德高望重长老的一句话，他说这事该怎么办大家就怎么办。但如今，靠威信来解决问题已行不通，“现在有的被调解对象学的法都比我们多，前些日子，一个农民在土地转包上遇到了问题，结果他把所有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都学了一遍。相反，因为我们的调解员对这方面法律并不了解，调解反而不能令人信服。”
在闵行区浦江镇的“老舅妈工作室”里，知名调解员闵美珍告诉记者，他们工作室每到周末定期会有一位年轻律师前来做法律咨询，对于处理和调解矛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闵美珍举例道，一次，一位被儿子虐待的古稀老人前来求助，多次调解后他们发现这个儿子实在不肖，仅靠劝说根本不解决问题。最后，还是在这位年轻律师的建议下，老人通过打官司争取到了应有权益。
生力军的尴尬
虽然基层调解科普遍对年轻人加入表示欢迎，但很多人也不讳言年轻人在这个领域生存的尴尬，无论是福利待遇还是职业规划，调解员岗位在求职市场都没太多吸引力。
待遇不高前景不亮小年轻“嘎得得”
福利待遇较低职业前景模糊
对于年轻人而言，就业所要考虑的因素中，薪酬福利所占的比例很高，而这恰恰是当下调解员岗位所无法满足的一项。
据悉，从区县层面而言，目前所推行的调解制度为“大联动机制”，即在区级层面设立调解委员和和专业调解委员会（如劳动仲裁、消费维权等），配备专职调解员，同时在街道层面设立调解工作室，一般需要配备3到5名专职调解员，而每个居委会则都必须要有一名从事调解工作的人。从组织架构而言，区级层面的调解员多为司法局聘用，街道和居委层面则由街道聘用，薪酬发放按劳动关系决定。
“调解员工资不高，尤其是居委会和街道层面的，大概也就千把块一个月。”一位基层调节科的工作人员透露，聘用调解员绝非易事，既要求对方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热情，却又无法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
“我们不是没想过招一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年轻力量来充实队伍，但在没有公务员编制，享受不到街道正式员工待遇的情况下，1000元出头的聘用工资，根本没有年轻的专业人士愿意投入该工作。”据浦东一街道司法科科长介绍，相比之下，只有一些退休的公务员，拿着三四千元的退休金，才愿意出来做这个。
另一位基层调解科负责人则坦言，在现有机制中，如果真能培养出优秀的年轻调解员，多半也会立刻被调入其他部门晋升，这样无法留住人才，只能继续维持离退休人员为主的现状。
传统观念束缚不愿做“老娘舅”
“调解员都是老阿姨老伯伯，哪有年轻人去做的。”在记者的随机调查中，不少年轻人对“人民调解员”表现出了不屑，将“调解员”的概念与“阿姨妈妈”画起了等号，不愿投身于这样的事业中。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小张直言，“一个年轻人天天处理鸡毛蒜皮的事，能有啥前途？”
一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女生告诉记者，她有一摞司法相关的证书，但屡次考法院文书未遂，然而，尽管如此，她宁愿在律师所里“打杂”，也不愿去做一个调解员，因为在她眼中，“在街道里做得再好也不过就是个司法科科长，不可能有更多上升空间，这和我四年学法律所追求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此外，她认为，在没有公务员编制的情况下，委身于基层，名不正言不顺，工资待遇更不谈了。
事实上，不仅是年轻人对职业身份无法认同，在“被调解”的层面，人们也普遍对“年轻人能不能做调解”持怀疑态度，一位居委会工作的干部认为，“调解矛盾看似简单，其实需要很多生活阅历和处世智慧，这是年轻人没有办法靠知识来填补的。”在采访中，不少基层调解员也认为，调解工作面对的人群三六九等，其中不乏很多“刁民”，面对年轻人时态度嚣张蛮横，“你让小年轻怎么和这些人打交道？只有上年纪的人才镇得住！”